摘要：[27]然而，倘若将双规制度的产生背景纳入考虑，则可以发现双规其实负担着更为重要的国家职能。 ...
但也像吴园林博士的评论中提到的一样，三个代表到处写着代表，党一方面意识到要充分调动关于领导的理论证成资源来表征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另外一方面随着党的常态化的转化——整个改革30年是法治常态化的过程——它也不得不调用代表理论，实际上是领导、代表交织的双重论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双重代表制未必不能够成立。
最后，行政合同在实践中普遍存在。[8]宋华琳：市政公用事业特许契约中的退出机制，载余凌云主编：《全球时代下的行政契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56。
摘要: 中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宜尽速构建的原因和根据在于：①行政合同在实践中客观、长期、普遍存在。（有关争议请参阅Alfons Gern , Dertrag zwischen Praten uber offentlichtlich Berechtigungen undVerpflichtungen, 1977, passim）在法国，根据王名扬先生的介绍，例外情况下，非行政主体之间也可成立行政合同，例如公私合营公司与建筑企业签订的高速公路建筑契约和国有公路建筑契约，私人作为公法人的代理人和其他私人所签订的契约（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185）[46]例如社会行政主体缔结的行政合同。行政合同行为的成立是指行政合同符合一定条件即视为客观存在或具备行政合同质的规定性，它意味着行政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但这种意见已经日益式微。第二，公法模式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式而言具有比较优势。
法律具有设权功能，行政合同在一定限度内有与之相同的功能。[56]See Benjamin Nathan Cardozo，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Nathan Cardozo，Fallon Publica-tion, 1974，p. 52.[57]哈弗法学院朱迪?弗里曼（Jody Freeman）教授指出：契约的兴起与其说是昭示了政府的撤退，还不如说是国家在治理中的角色的重新配置。[30]宪法内在义务是共同体维系的基本规则，一方面它禁止人们为恶，另一方面它引导人们从善，使人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人。
本文拟从权利—义务这一宪法与法治的核心范畴出发，从另一维度揭示当代中国道德困境，进而提出应对之策。一方面，宪法义务，与宪法权利一样，均是宪法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价值的规范载体，而且，较之于宪法权利，宪法内在义务更能彰显作为共同体立基之本的普遍道德与作为宪法灵魂的宪法价值。人的生存发展是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是组成共同体的价值元点和终级关怀。（二）明确宪法内在义务的宪法价值，完善宪法义务体系矫正既有权利理论偏差，重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其核心要点在于确证宪法内在义务的宪法价值，明晰宪法内在义务与共同体及个体权利的逻辑关联。
说到底，人性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以至于以人性来谈论人权，却使人权有可能仅仅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义务虽约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只要它规定的得当，它就是好的，也具有伦理上的意义。
[33]在完善宪法内在义务体系之时，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就此而言，宪法内在义务并不是仅仅作为实现宪法权利的工具，也不是一定是与宪法权利对应存在的。法国当代思想家保罗·利科总结到，天赋人权的理念，意味着个人优先于国家而诞生。但是，这种类型划分在现行宪法体现得并不明显，而且内在义务的诸种类型规定也不全面，就此而言，宪法内在义务体系并未确立，导致宪法内在义务的应有价值不断消损，自然无法发挥对于共同体生活的应有作用。
他们没有想到，当人一旦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共同体就会重新塑造人，之前想象的人性或许会发生根本性地转变。[24] [英]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23]这种基于人的社会性所衍生的义务是一种内在义务。然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利益成为永恒的风向标，利高于义凌驾于个体的自我约束之上，进而上升成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社会道德被弃之不顾。
[21]米尔恩也说到：在（人成为道德主体）这个过程中，他得知负有种种义务，‘义务概念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做某种事，而不管偏好或自我利益如何。应该说，囿于西方近现代宪法认知框架的束缚，人们对宪法义务真正价值的认识稍显不足。
缔结契约后，人们虽然组成共同体，但人不过只是让渡了部分权利，仍然是独立的个人。[⑦] 值得注意的是，列奥·施特劳斯是在反省现代化的本质（不断革命，一切均不问正当与否，而只论新旧）基础上，提出了彻底的历史主义，并认为这一观念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进而引发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
也有人认为见死不救应入罪，见死不救者应承担刑事责任。利益仍然是个人追求的最大目标，但应当以符合共同体利益的方式去行为，这显然与自私自利不可同日而语。人性也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与权利理论的逻辑连接点。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的道德操守确保了这一点，那些妄图不劳而获的人，从来都会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谴责。[31]当然，他们可以说他们追求利益的方式符合并促进了共同体利益，但这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的所得（享有权利）远远高出付出（履行义务），这无疑就是特权的表现。本应作为道德判断主体的共同体及政府，在冲突过程中，与其说中立，不如说回避。
因而，中国宪法学应对此进行适当反思，以便提供一种有助于社会责任的权利话语，进而实现个体权利保障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⑦]第三，自由主义强调人权是终极价值所在，人永远不能作为手段存在，然而自由主义权利理论中却充斥着各种利益算计，他人在事实上被视为手段。
转型期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③]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可以说，权利观念的勃兴，推动了法治建设，但也深刻影响了社会道德建设。人成为道德主体，其实就是人培养其社会性的过程，普芬道夫指出，人有自我保存和趋利避害的激情，但人是非常脆弱的，为了安全，社会化对他来讲是必要的。
所谓内在义务，是与工具性义务相对应的，它们的存在具有内在价值，即使未必是终极的价值。帮助他人实现权利，不会使自身沦为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种基于未来的权利预期与相互帮助，也是作为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一种道德承诺。概言之，人权享有者的人格维系于共同体，承载了一种共同体伦理。就权利主体而言，他所负有的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是与他的权利相对应的。
从形式上讲，共同体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聚合，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参与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人需要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25]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既积极致力于对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又时刻防范着对共同体可能产生的威胁。人权作为人的且仅基于人而固有的权利，而非依赖于作为实在法渊源的某种政治共同体成员所获得的权利。
（三）厘清宪法义务与宪法责任关系，构建宪法内在义务的运行体制当下的社会道德困境，损害的不仅仅是部分公民的正当权益，更动摇了共同体的根基。另一方面，宪法权利与宪法内在义务，可以称为人之为共同体成员的两个维度，缺一即不足以成为共同体成员。
查尔斯·泰勒指出：能够使我们寻求和履行我们权利的条件在于，承载权利的这个体制保留并尊重每个人的忠诚。因而，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对于个人权利的最大化追求，在关键上是依赖一个效果决定论的论点的，这个论点就是：它的权利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由于相应地扩大了义务而增加的负担。价值中立看似公正无偏，但它只不过是不持至善论罢了，它将社会上的道德问题留给了社会上各个个人的意志决断来加以发落。传统法学理论对于义务的理解，一般持的义务是工具性的、义务与权利相对应的的观念，这其实是对义务概念的狭义理解。
[17]概言之，人权的共同体观念就是一种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理想图景的描述，在这幅图景里，无数个追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的共同体成员，在作为成员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框架内，虽难免激流碰撞，但却可共同汇聚成历史发展的大潮，豪迈前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学者认为，中国宪法直接针对个人条款之多，反映了中国立宪理念上的误区，对宪法到底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本质精神不清楚。诚如上述，共同体成员的内在义务作为共同体立基之本，其履行是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它引导共同体走向良好的生活秩序。
只要是人，即拥有人权。当违反内在义务成为共同体常态行为时，共同体生活便丧失了秩序，进而陷入了道德沦丧的境地，共同体成员将在猜疑、恐惧与迷茫中度过余生，一切权利皆成幻影。
